烟草的西方人类学研究述评(6)
尽管大多数人试图用其他收入取代烟农的烟草收入,比如在北卡种植西瓜,但在Bogue这样的地方,除了烟草以外种植其他作物都失败了。道德经济的倡导者其实已经有了集体经济作为基础,能够有效避免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威胁。在集体经济缺失的情况下,许多烟农面临要么成为烟草公司的工人,要么全部放弃农业耕种的选择。
五、烟草与健康
在对烟草与经济发展的讨论中,人类学家开始逐渐认识到对烟草毒性影响的分析可能或多或少都与全球健康和政治相关。1907年,库柏在文章中讨论了烟草反殖民经济、跨国主义以及烟草在后哥伦布时代的英国从被喜爱到被抵制的丰富历史。②有种说法是哥伦布1492年在美洲发现烟草后把它传到了世界各地。也有一部分文献记录了美国在前哥伦布时期是如何在医学上使用烟草的。不同区域以数百种烟草的消费方式撑起了大量的烟草贸易,包括吸烟、嚼烟、饮用(drinking)、鼻烟以及眼药、针剂、灌肠等方式。烟草也用于治疗诸如腹泻、疼痛等小伤病,或用作消毒剂和牙膏。③Cooper TP.,The story of the tobacco pipe,Reliquary ,1907,烟草的这些医学用途随着各国贸易往来的密切,也横跨大西洋来到欧洲,从而使欧洲医生把其作为灵丹妙药进行兜售。④Schwarz HF.,Tobacco as a cure for ailments,,1921,直到2011年,人类学家才开始对健康项目以及烟草的地方性背景知识感兴趣,并强调了烟草具有实际药用价值。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由于生物科学不断对烟草提出质疑,控烟政策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迅速扩展。烟草业则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所实施的策略包括加倍营销使吸烟合法化,并设基金支持那些为烟草毒性开脱的伪科学。⑤Cooper TP.,The story of the tobacco pipe,Reliquary ,1907,这些策略招致了公共卫生学者的批评,但人类学家对此却不致可否。一直到1981年,马歇尔才指出了商业烟草中含有的尼古丁和其他物质可以让人高度成瘾,也可能成为精神药物,最终证明了对健康有多重长期负面的后果。⑥Benson P,Kirsch S.,Capit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gnation,,2010,
20 世纪90年代,对烟草的人类学研究通过对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开拓出了更宽广的领域。新的主题研究范式强调了权力结构如何形塑健康医疗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来审查这些条件的。⑦Marshall M.,Tobacco use in Micronesia:a preliminary discussion,,1981,pp.891.人类学家开始更充分地考虑跨国烟草行业、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以及西方烟草商业的传播模式与全球化、现代性、“酷”之间的联系。烟草不再只是是当地的习俗,也与政治经济全球化、西方化捆绑在一起。⑧Baer HA,Singer M,Susser I.,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World ,CT:Praeger,2003.辛格和贝尔(Singer & Baer)认为,烟草产业和全球贸易制度是产生疾病的因果链。⑨Ravenholt RT.,Tobacco’s global death march,,1990,史泰宾斯(Stebbins)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拉丁美洲的跨国烟草资本上,在那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国家烟草垄断的私有化,降低了工业成本并阻碍了公共卫生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批判了仅靠控烟措施就能遏制烟草在全球传播这一思想。史泰宾斯(Stebbins)强调了需要发展经济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他们对外国投资烟草行业所获得的利益的依赖。⑩Singer M,Baer H.,Killer Commodities:Public Health and the Corporate Production of ,MD:AltaMira,2008.
马克·尼克尔特(Nichter M)从20 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一组关于全球健康的文章里挑战世界卫生组织的优先项目。尼克尔特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处理儿童健康的项目时忽视了烟草造成全球性疾病的重大贡献,尤其是烟草掠夺性的营销使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下的孩子受到伤害。世界卫生组织所忽略的儿童健康问题正好暴露出了最高水平的卫生研究和政策中所存在的思维问题,这反映了我们在医学人类学中对传染病和全球药物更为关注与担忧。他们须在学术研究、政策辩论和社会理论方面构建更好的解释体系,分析烟草与科学生产、国家形成、政治经济、有依赖性的消费者以及社区的主观经验之间的联系。①Stebbins KR.,Making a killing south of the border:transnational cigarette companies in Mexico and Guatemala,,1994,
因而,几年来烟草营销人员一直努力与制药公司达成一种共同的策略。这一转变的主要区别,就像班森(Benson)所描述的是新烟草产品的性能据说比传统的香烟“更安全”。②Nichter M,Cartwright E.,Saving the children for the tobacco industry,,1991,;NichterM,Kendall C.,Beyond child survival:anthropology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in the 1990s,,1991,烟草公司有可能设计了更安全的烟草产品来继续对消费者进行洗脑,以缓解消费者的焦虑并鼓励他们转向购买一种低风险的烟草,而不是戒烟。在市场营销中烟草中的成份其实包含了公众对健康意义和价值观念的隐性诉求。这种对传统烟草产品进行替代的新烟草产品所暗含的意义即把消费者对尼古丁的依赖降到最小并减少患上疾病的风险因素。这个过程也涉及到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规定烟草产品必须在烟盒上醒目标记警告标识,强制烟草公司对消费者披露更多烟草产品的成分与信息。这项政策与如征收消费税或公共场合吸烟禁令等控烟方法无关,相反这项政策给卫生管理部门带来了负担,再一次在医药行业植入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③Benson P.,Safe cigarettes,,2010b,
文章来源:《中国卫生法制》 网址: http://www.zgwsfz.cn/qikandaodu/2021/0128/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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