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之窗(2)
在陈云看来,搞财政经济工作一定要有全局思维,不能只算各地方的小账,也要算全国的大账。如果缺乏全局思维,这场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
(众舟摘自 《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何云峰文)
邓颖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起草
1948年10月,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西柏坡闭幕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中央妇委成立了以邓颖超为首的婚姻法起草小组。因关系五万万同胞的婚姻、家庭幸福问题,起草小组极为慎重,几次派出工作组就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共同商议。讨论中争议最大的是第九条:“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1950年1月21日,婚姻法草案呈送中共中央,并附邓颖超亲笔信一封,信中写道:
“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已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
1950年4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应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起公布实施”。
(冬阳摘自 《学习时报》2020年3月6日,张珊珍文)
邓宝珊:“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并偕一名随员到达西柏坡,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为何事先提出让邓宝珊与傅作义同行呢?这里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邓宝珊在抗战时期,积极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他当时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21军军长,驻守榆林,一直坚持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1944年12月,毛泽东致信邓宝珊,对其胸怀大义高度赞赏。傅作义知道邓宝珊与中共素来关系密切,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于谈判的进行,所以1948年12月由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和解放军代表开始进行谈判。经过双方的努力,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 《新民晚报》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把邓宝珊以 “钥匙”来形容,充分说明了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关键作用。
(逢周摘自 《炎黄春秋》2019年第2期,史进平、康彦新文)
一封信推动天安门城楼开放
改革开放后,人民大会堂率先对外开放。1980年,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不过,当时这个想法只是个建议而已。
1984年9月,一封署名 “华兴”的平信,受到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信中写道: “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我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的人说我这是 ‘幻想’‘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当然,要开放天安门城楼必须确保安全,但只要有现代化的设备和必要的措施,安全是能保障的。万一有坏人想破坏,也并不可怕,可以教育人民。”
在信中,写信人还提出了天安门的维修经费可由爱国侨胞捐款赞助等具体意见,可谓周到细致。
在中央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最终,当时的中办主任批示: “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
此后,天安门城楼向公众开放的脚步逐渐加快,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5年5月18日,作为天安门城楼开放配套设施的天安门旅游服务部开业。
经市政府批准,作为北京市旅游局开展的 “北京国际旅游年”的重要旅游项目,天安门城楼于1988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黄山摘自 《北京日报》2019年10月24日,贾晓燕文)
毛泽东:一生都在倡导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旨在预防和减少疾病,保护人民健康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多次倡导 “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指出: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 “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950年春,全国军民联合开展了春季防疫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1952年春,美国对我国东北发动细菌战。为此,毛泽东发出了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口号。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爱国卫生运动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其间的爱国卫生运动以 “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1955年,毛泽东在修改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的修改稿)》时写道: “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 “过去说中国是 ‘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1957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维之摘自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1期,王弢文)中央苏区时期的“有盐同咸,无盐同淡”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因为长期缺盐,人们食欲不振,四肢无力,甚至有时突然昏厥。缺盐,是国民党军事“围剿”加经济封锁的结果。当年中央苏区关于食盐最有名的一句话是,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食盐供给,人人平等!有一次,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了红色医院。电影 《闪闪的红星》中有个细节:潘冬子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潘冬子是虚拟人物,但送盐方式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最为艰难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那时,敌人采取各种办法封山,但群众利用开禁日上山打柴的机会,带些粮食、盐、咸鱼和报纸、情报,在深山里到处丢,让游击队去拾。靠近大山的村子,敌人来时,群众就在墙头、窗口等地方做暗号,游击队看到暗号就及时避开了……今天的江西宁都,饮食有一个特殊之处:所有的汤里,都不放盐。那是因为当初宁都人为了支援红军,倾尽全力,没人舍得往汤里放盐…… “喝清汤”这个习惯,就此传了下来。(筱蕾摘自 《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6月29日,关山远文)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运用全局思维领导“米棉之战”新中国经济工作面临的突出难题是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陈云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是全国一盘棋,统一物资调度,解决物资供应问题,打击投机商,逐步遏制通货膨胀。遵循这样的思路,陈云领导了著名的 “米棉之战”。他意识到:稳定物价的关键是抓住 “两白一黑” (即大米、纱布、煤炭)。因为这些东西是城市的 “命根子”,也是投机资本冲击的主要对象。从1949年11月中旬开始,陈云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粮食和纱布等重要物资,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大量低价抛售。投机商人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在大量购进粮食和纱布之后,价格不涨反落,最终投机分子血本无归,纷纷破产。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开始稳定下来。1950年春节前夕,投机分子疯狂囤积粮食,期待着年后大赚一笔。陈云未雨绸缪,在全国范围内周密布置了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春节过后,粮食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等大城市,价格不涨反跌,投机商被迫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了出来。在全国一盘棋、统一物资调度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阻力。有些地区的领导干部担心粮食运走后本地区物价上涨、农民缺粮食,不愿意外运粮食。比如,常州不肯把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搞封锁。陈云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明确要求各地区要顾全大局,打破封锁,让物资自由流通。他指出: “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在陈云看来,搞财政经济工作一定要有全局思维,不能只算各地方的小账,也要算全国的大账。如果缺乏全局思维,这场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众舟摘自 《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何云峰文)邓颖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起草1948年10月,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西柏坡闭幕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中央妇委成立了以邓颖超为首的婚姻法起草小组。因关系五万万同胞的婚姻、家庭幸福问题,起草小组极为慎重,几次派出工作组就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共同商议。讨论中争议最大的是第九条:“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1950年1月21日,婚姻法草案呈送中共中央,并附邓颖超亲笔信一封,信中写道:“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已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1950年4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应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起公布实施”。(冬阳摘自 《学习时报》2020年3月6日,张珊珍文)邓宝珊:“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并偕一名随员到达西柏坡,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为何事先提出让邓宝珊与傅作义同行呢?这里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邓宝珊在抗战时期,积极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他当时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21军军长,驻守榆林,一直坚持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1944年12月,毛泽东致信邓宝珊,对其胸怀大义高度赞赏。傅作义知道邓宝珊与中共素来关系密切,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于谈判的进行,所以1948年12月由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和解放军代表开始进行谈判。经过双方的努力,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 《新民晚报》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把邓宝珊以 “钥匙”来形容,充分说明了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关键作用。(逢周摘自 《炎黄春秋》2019年第2期,史进平、康彦新文)一封信推动天安门城楼开放改革开放后,人民大会堂率先对外开放。1980年,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不过,当时这个想法只是个建议而已。1984年9月,一封署名 “华兴”的平信,受到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信中写道: “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我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的人说我这是 ‘幻想’‘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当然,要开放天安门城楼必须确保安全,但只要有现代化的设备和必要的措施,安全是能保障的。万一有坏人想破坏,也并不可怕,可以教育人民。”在信中,写信人还提出了天安门的维修经费可由爱国侨胞捐款赞助等具体意见,可谓周到细致。在中央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最终,当时的中办主任批示: “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此后,天安门城楼向公众开放的脚步逐渐加快,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1985年5月18日,作为天安门城楼开放配套设施的天安门旅游服务部开业。经市政府批准,作为北京市旅游局开展的 “北京国际旅游年”的重要旅游项目,天安门城楼于1988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黄山摘自 《北京日报》2019年10月24日,贾晓燕文)
文章来源:《中国卫生法制》 网址: http://www.zgwsfz.cn/qikandaodu/2021/0128/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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